诸暨人地域性为什么那么强

地域优越感不仅仅存在于诸暨，更体现在每个地方，自古以来就有，首先每个地方都有一种本土文化优越感,特别体现在方言上，方言独特的表现力。

北京有京腔，上海人洋bang腔，广东有粤语，不会用方言打成一片，融入地方往往会觉得地域歧视，其实不然。

他们的一种文化优越感，使他们固化了对祖先发祥地的地域认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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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性格，与诸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 

诸暨是古诸暨国、古越国都城。夏帝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，封庶子无余到诸暨，与原先生活在此的诸暨国土著共同建立了越国，定都于今诸暨阮市、店口一带的埤中。一说无余先定都会稽，后迁都埤中。不管哪一说，古越国创建伊始曾建都埤中，是无疑的。埤中都城大约经历了10余代君主，周灭商之后，越国迁都今诸暨枫桥、赵家一带的大部，也经历了大约10余代君主。勾践之父允常在位时，建都于今牌头、安华一带的勾乘，这是越国第三次建都诸暨。在此期间，允常、勾践父子不但奠定了霸业基础，而且揭开了吴越战争的大幕，书写了震撼春秋的重要历史篇章。

          宋室南迁时随同迁移的北方豪族士人不仅仅迁到诸暨，同时迁到了杭州以及周边地区，那么，为何唯独对诸暨的影响那么大，乃至成为影响、重铸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？这可能与第一个背景密切相关。一个县域有着数百年、近千年国都的历史，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。古诸暨国、古越国之所以选择定都于斯，肯定是看中了这里独异的地理环境，那么多宋代豪族士人看中这里，也肯定有着与之相通的目光和思维。诸暨四周群山怀抱而内蕴盆地湖田，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下，其文化性格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固性，可谓千年不易，南宋豪族士人迁入后带来新的文化气息，两者达到某种默契和共鸣，继而融为一体，形成兼取南北之长的文化性格特征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。